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i]，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早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他就提出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ii]“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iii]“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iv]等体会论断；在党较为成熟的延安时期，他告诫全党“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v]；新中国成立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他又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vi]、“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vii]、“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viii]、“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ix]、“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x]等著名口号。应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这里，我们仅从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几个调查报告，分析毛泽东的调查特点，探寻这位历史伟人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成为调查研究大家的。 
    一、毛泽东早期作了大量的调查，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 
    对早期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xi]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仅在大革命时期，至少就有七篇调查报告留下来，后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他们分别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21日）、《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作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xii]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农生活的整体状况。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教材，对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自毛泽东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兴国调查》，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红军行军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木口村调查》，可以说是毛泽东做过的最短的一次调查。是毛泽东等人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作的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管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转？对于当时的中华苏维埃政府来说，都是个新生事物，一切都很陌生。遇到众多的工作障碍后怎么办？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仅从上述七篇留存下来的调查报告看：长的达几万字，如《寻乌调查》，可以说是调查报告里的一份巨著，共五章三十九节，8万多字；《兴国调查》，也有3万多字；《长冈乡调查》2万多字；《才溪乡调查》1万字左右。也有短的，如《东塘等处调查》，有5000字左右；《中国佃农生活举例》，3000字左右。更短的是《木口村调查》，不足2000字。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的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订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据；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毛泽东早期调查的几种方式和特点 
    （一）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方式，观一点而知全貌 
    解剖麻雀式的调查，是毛泽东早期常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在《中国佃农生活举例》这篇调查报告中，采用的就是这种调查方法。为了解中国佃农的生活状况，毛泽东找来自己家乡的壮年佃农张连初，首先了解这位细农的家庭基本情况，进而详细分析这位佃农家里包括食粮、猪油、灯油、茶叶等在内的“支出之部”，以及包括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工食省余等在内的“收入之部”。通过分析这些详实的家庭情况，毛泽东得知：如果没有天灾人祸，这户细农“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即每年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之收入”。由此毛泽东分析道：“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中国佃农的苦难，“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 
    （二）短暂的专题调查方式，及时纠正政策和认识上的偏差 
    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及时采取专题性的临时调查，也是毛泽东常用的调查方法。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和社会实践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特别情况，有时也会发现已有政策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或纠正认识偏差，毛泽东经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做一些短暂的针对性极强的专题型调查。木口村调查，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次调查是在行军途中利用一次吃午饭的机会做的。在木口村调查中，毛泽东不仅“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还分别了解了木口村全村人员包括普通劳动力和村政府人员等的组成、结构情况。在这个只有200人的小村子，毛泽东逐一分析了村政府办事人员的成份和“本村共杀了七个反动派”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也提出的疑问：“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这个调查虽然规模很小，但针对性强，通过调查发现我们党在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上可能存在的偏差和问题。 
    （三）大规模的系统性调查方式，详细摸底了解情况 
    对于一些重大的深层次问题，只要时间和条件允许，毛泽东都尽量采取详尽、系统的大规模调查方式。寻乌调查，就是属于这一类。在寻乌，毛泽东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参加调查会的人员十几人，从20多岁到60多岁，有杂货店主、职员、小商贩、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等职业，这些人中，有的“做过小生意”，有的“开过赌场”，有的“做过小学教师”。大多是贫农。 
    调查报告中介绍了寻乌的全貌，重点讲了“寻乌的商业”。里面所列各个行业的情况，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极尽详细。为什么要调查要如此细致？毛泽东道出了真实想法：“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为此毛泽东表示：“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毛泽东认为自己到了寻乌，才有了这样的机会，“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对于这样的机会，他不仅自己表示“不胜欢喜”，而且提请党内同志注意：“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对于一些重大决策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必须首先把基本情况调查研究透，把研究方法搞对头，“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在这种调查中，毛泽东采取的是极尽全面的分析研究方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很少见到像毛泽东这样针对一个小城镇，在对各行商业、各类商人、各种商品的列举和分析方面，有如此详细和深入的调查报告。而这样的调查，却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难条件下做的。 
    （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弥补所看材料和报告的不足 
    不满足于看材料和报告，而是抓住一些具体问题采取具体分析的方式进行再调查，是毛泽东特别注意的调查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一个出发点。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从实际出发和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如果仅限于看材料，依赖别人的调查结果和报告，是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也是不可能真正掌握具体生动的现实情况的。毛泽东所做的兴国调查，就突出地反映这一点。 
    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最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他在撰写这篇调查报告时特别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多次倡导调查研究工作时，毛泽东都强调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他告诫党内同志：“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xiii] 
    （五）研究总结典型经验的调查方式，把基层好的做法向更大的区域推广 
    善于发现、总结并推广基层工作中创造的鲜活经验，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最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就属于这一类。在作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发现，在苏区工作中，往往党的任务是提出了、许多工作计划也发布了，但在怎样动员群众去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方面，却出现偏差。“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怎么办呢？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毛泽东提醒人们：要善于发现基层创造的新鲜经验，“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在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研究总结的鲜活经验包括“代表会议”、“检查制度”、“群众生活”、“劳动力调剂”、“公债的推销”、“合作社运动”、“文化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办法、选举办法、组织办法以及各种经验做法。毛泽东认为，这两个乡在根据地建设方面探索出的许多好的经验，对其他苏区解决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如何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如何统筹解决好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等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由此，毛泽东提出，这些好的经验和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三、毛泽东通过早期调查研究引发的一些理论思考 
    从毛泽东早期调查及其形成的调查报告看，在开展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他始终注意把调查研究中遇到一些重大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思考。他的一些理论思考，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 
    （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早在1930年5月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就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这次调查期间写下的《调查工作》一文中，对调查研究活动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他还明确提出了“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的重要论断。这就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也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他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中，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 
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他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指1931年初至1934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应该说，这些重要的认识和结论，毛泽东都是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 
    （二）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世界观问题解决后，自然要涉及到认识论和实践观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早期调查中撰写《调查工作》一文时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一切决策、论断、结论，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在我们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凡遇重大历史关头，或党内同志对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出现迷惘，或认识出现偏差、错误之时，毛泽东总是一再提醒、提倡全党同志去实践中搞调查研究。在谈到我们党的成功经验时，他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为此，他在1961年1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倡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重新强调：“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xiv] 
    毛泽东认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实情、研究问题和作出决策。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决策上发生缺点错误，根本上原因在于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他在谈到自己的实践经验时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他明确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xv]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论断和决定政策，都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的。 
    （三）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前提，“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毛泽东早期作调查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恶习，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封建社会的遗毒，它们有着深厚社会土壤，因此很难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不断地侵袭着党的肌体、影响党的作风。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提出的各种克服上述坏习气的办法中，调查研究，就是一个基本的办法。后来在1941年8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分析了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被困扰的一些坏习气，他说：“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他认为抗战以后，我党在克服这些不良作风方面有所进步了，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毛泽东在点明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对党的危害后严肃地提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xvi]他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要求。 
    为了在全党确立好的风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xvii]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年的建设，毛泽东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建设经验和“大跃进”的教训时，再次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对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现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xviii]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时期，毛泽东都特别重视通过调查研究来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习气，改变党的作风。他专门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xix] 
    从毛泽东早期调查研究的经历、报告以及他一生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可以看出，调查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只有从调查研究中，才能得到对客观事物的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的一个明晰的分析思路，才能找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有效方法，制定出指导党和国家工作的科学政策；只有善于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才有根据、有基础；只有脚踏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立和转变一个先进政党的优良作风，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只有在调查研究中老老实实地做人民群众中的学生，才能真正成为引领人民群众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先生。考察和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实践和他提出的调查研究理论，不仅对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有重要帮助，而且对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入选中央七部委召开的“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文献研究会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 
 
 
 
 
[i]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ii]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iii]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iv]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 
[v]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vi]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vii]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viii]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ix]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7、262页。 
[x]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xi]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以下所引除专门注明外，均出自《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不再单独作注。 
[xii]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xiii]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页。 
[xiv]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页。 
[xv]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233页。 
[xvi]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0-361页 
[xvii]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xviii]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xix]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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